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白族先民很早就生息在洱海区域。,,,2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发展农、牧业生产。公元2世纪,汉武帝就在苍洱地区设置了郡县。8-13世纪,这里先后出现了以彝、白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国和以白族段氏为主体的大理国。
段氏之祖,历代为南诏重臣,最早可追溯到天宝战争中的段俭魏(段忠国),是思平六世祖。段氏从段恩平建大理国至段兴智为忽必烈所灭,历二十二世,持国316年。这300年间,大理和大宋政权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所以宋朝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侵扰,而南方边境真正是百年无患,和唐时情形完全两样。这当中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且多为史家所提及,那就是所谓,「宋挥玉斧」。传闻宋建国之初,有人向宋太祖赵胤提议用武力征服云南,并献上大理国地图。太祖用玉斧(一种文房古玩)沿大渡河一划,曰:「此外非我所有。」从此之后,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互不侵扰,相安无事。对于此事,学界多有异说,或谓宋以唐亡为鉴,或谓宋朝软弱,又忙于经营北方,无暇远略,这些都是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待此事。可不论挥玉斧之事是真是假,也不论赵匡胤当时打什么样的算盘,在大理未亡之前,宋朝一直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却是一件不争的事实。300年间,大理国崇信佛教,奉行的大约是和平立国的方针,对外不侵不讨,对内也较少杀戮,这一点与以往的蒙氏、郑氏也完全两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段思平曾受杨干贞无情追杀,可思平对其家族并未见有血腥屠杀的记录。再有,段氏执政300余年,其间当然少不了为权力的争斗,而段氏22代君王中,竟有9人禅位为僧,这也成为大理国政治文化中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大理与内地的交往也并没有因为赵匡撒的玉斧一挥而中断,事实上大理段氏一直努力想与宋朝保持一种较亲密的关系。仁宗皇佑四年,宋朝叛臣依智高兵败后逃往大理,段思廉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将他的脑袋装在一个匣子里送往宋的京城,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崇宁二年,段正淳遣高运泰人宋,求经书69种,药书62本;嘉泰二年段智廉又派人入宋求大藏经1467部,置于五华楼。这种文化的交流说明中原文化对大理仍有很强的吸引力。而那个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出尽风头声名远扬的段和誉(段誉)更是与大宋朝投桃报李,情浓意密。政和六年,段和誉遣使人京,贡马380匹,另有香、牛黄、碧阡山、金刚经等。宋封段氏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宋与大理,似乎还是保持了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大理国的灭亡是与南宋政权的衰败联系在一起的。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凶悍无比的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远征云南。忽必烈以革囊为船渡过了金沙江直扑大理。当忽必烈的军队翻越点苍山突然出现的时候,大理人感到真是神兵天降。在进行了螳臂挡车式的徒劳地抵抗之后,大理国最后一位国王段兴智做了忽必烈的战俘,然后,他选择了投降。忽必烈认定的对手是大宋,他打大理只是其灭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宋当然该明白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大宋似乎并没有给大理一点点援助,所以这妙香古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几乎来不及呻吟就玉殒香消了。好在忽必烈这个粗犷的蒙古汉子似乎也被大理美丽的河山感动了,他一反常态下了禁杀令,大理得免屠城之灾。这件事情肯定也让段兴智很感动。
段兴智的投降马上得到了回报,忽必烈赦了他的死罪,他被封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之意),统领云南八路「乡兵」。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段兴智带领着这支以自族为主力的地方部队,转战云南,远征贵州、湖南,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统一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死后还被追溢为「大理向义王」,其子孙享有世袭「大理总管」的特权。也许,段兴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