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我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我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七十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我的同学比我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我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我出现在学术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们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沾了他们的光，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我自己却经常感到历史的尴尬，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吧。
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瑶先生。
我在给研究生同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这本书写再版导言时，这样谈到「八十年代的学人」：「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更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过我的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涯的，我常说这是历史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者说是补偿吧。那时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的特殊风景——
清晨，你起来跑步，会在北大图书馆前碰见坚持晨练的朱光潜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会看见宗白华先生迎面走来，立刻联想起他的《美学散步》。
还有一位拄着拐杖，凝视着湖面的老人，那是吴组缃先生。你从旁轻轻走过，不敢打搅他的沉思。
你来到燕南园。三松堂的白皮松树下，有美髯飘飞的冯友兰；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声竟是那样清纯……
当然，还有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校园中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
从「五四」的「学灯」（宗白华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的编辑，是他最早发现了郭沫若；还有杨晦先生，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院（吴组缃、林庚这一代），到西南联大的火把（从老师辈的冯友兰，到学生辈的王瑶）：这是一批「五四」传统最后的见证人、继承人和幸存者。
这是一次奇遇：先生们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第一次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学术传下去；而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批判封资修」的环境下长大，在一片精神废墟上成长，现在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内心充满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学术的殿堂。当时我们读书的劲头，用「发疯」来形容绝不过分，我们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老师忘我地教，学生疯狂地学，一方面想培养传人，一方面渴望接班，两代人的生命就这样相遇，相交，相融，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运，而且不会重复，是后代人难以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