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說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我屬於文革結束後的第一代研究生，而當時我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長於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學就畢業了，但七十年代末又來讀研究生。我的同學比我年齡要小七八歲，十多歲，而我的老師，例如謝冕、孫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藝理論的，竟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思孝。考試時，他來監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學讀過的一篇課文：《永不掉隊》，講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大學教授當了戰士，戰爭結束後，他當年的團長又來做了他的學生，都是社會的激烈動盪時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變化。我出現在學術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們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學者，而且因為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沾了他們的光，很長時期都被稱作「青年學者」，後來突然發現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說自己沒有中年，從「青年學者」一下子就跳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決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學術研究，就帶有跨代的特點，它的世界觀、人生觀，以至文學觀、學術觀的基礎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學術訓練，在學術眼光、觀念與方法上都有鮮明的八十年代的時代烙印，這就構成一個比較複雜的學術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兩個方面的批評：從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過於激進，是所謂「新潮學者」；從八十年代（更不用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了）眼光看，我歷史包袱過重，不能與時俱進，過於保守了。我自己卻經常感到歷史的尷尬，不過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吧。
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瑤先生。
我在給研究生同學趙園的《艱難的選擇》這本書寫再版導言時，這樣談到「八十年代的學人」：「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痛苦的反思獲得一次真正的覺醒；同時又在歷史提供的特殊機遇中，與直接承續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輩學者相遇，不僅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而且在精神譜繫上，與新文化傳統相聯結，並進而把自我的新覺醒轉化為新的學術。」
更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過我的八十年代的學術生涯的，我常說這是歷史對我的特殊照顧，或者說是補償吧。那時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後餘生的繼承了「五四」傳統的知識分子。於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的特殊風景——
清晨，你起來跑步，會在北大圖書館前碰見堅持晨練的朱光潛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會看見宗白華先生迎面走來，立刻聯想起他的《美學散步》。
還有一位拄著枴杖，凝視著湖面的老人，那是吳組緗先生。你從旁輕輕走過，不敢打攪他的沉思。
你來到燕南園。三松堂的白皮松樹下，有美髯飄飛的馮友蘭；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聲竟是那樣清純……
當然，還有口銜煙斗，騎著單車，在校園中橫衝直撞的王瑤先生……
從「五四」的「學燈」（宗白華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學燈》的編輯，是他最早發現了郭沫若；還有楊晦先生，是「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華大學院（吳組緗、林庚這一代），到西南聯大的火把（從老師輩的馮友蘭，到學生輩的王瑤）：這是一批「五四」傳統最後的見證人、繼承人和倖存者。
這是一次奇遇：先生們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現在第一次恢復了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而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將自己的學術傳下去；而我們這一批學生，在「批判封資修」的環境下長大，在一片精神廢墟上成長，現在終於有了學習的機會，內心充滿對知識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學術的殿堂。當時我們讀書的勁頭，用「發瘋」來形容絕不過分，我們真像野牛闖進了菜園，吃不盡，嚼不夠。老師忘我地教，學生瘋狂地學，一方面想培養傳人，一方面渴望接班，兩代人的生命就這樣相遇，相交，相融，這是一個歷史的際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運，而且不會重複，是後代人難以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