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清健 2006-05-08
【楊清健文學作品系列】（45）
假如取消高考
—— 一個時代的對話
‧楊清健‧ （雜文）
這裡說的「高考」是指公元1995年至2015年的中國國家級單一的高等教育入學的單一考試制度。不包括企業形式多樣的選拔人才的各種辦法，也不包括中國將來（必然）會產生的科學而人性的高等教育入學考試制度（或者這種考試辦法本身就不能制度化，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不斷地改變考試方式）。「高考」只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方式「之一」，要提倡形式多樣的選拔人才的方式。且一個泱泱大國，什麼都要求統一，是既不理智也不科學的。也許，只有不斷地改變「高考」方式才是最優的「高考制度」。
——題記
家長（父）：現在活命真難呀！想當年，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對生活，對愛情，對事業和未來充滿了理想。可誰想，二十幾年後，竟為下一代操碎了心，且財力精力都有些承受不住，別說是理想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個好大學。什麼想法也沒了。
家長（母）：記得我讀高中的tine，讀過不少書，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西廂
記》、《暴風驟雨》、《子夜》、《紅巖》、《林海雪原》；外國名著如《簡愛》、《牛虻》
《魯濱遜漂流記》、《安娜‧卡列寧娜》等幾十部。可眼下的中學生有幾位那怕完
整地讀過一部？！
家長（父）：豈此是文學作品，我還看了不少科學書籍。比如《十萬個為什麼》
《科學家談二十一世紀》《天體運行論》《物種起源》《科學的價值》《人類學史》
《科學史》《自然科學史》《科學的哲學》《科學與啟蒙運動》《莎士比亞、牛頓和
貝多芬》《自然組織的宇宙觀》《天演論》《昆蟲記》《科學的社會功能》《生命是什
麼》《細胞生命的禮讚》《二十世紀的發現》《宇宙波瀾》《你知道嗎？—現代科學
的lOO個問題》《科學、技術和環境》《人的生死之謎》《混沌：開創新科學》
《大腦如何思維》《我們為什麼會生病》《宇宙的最後三分鐘》《伊甸園之河》
《人類的起源》《魔鬼出沒的世界——科學，照亮黑暗的蠟燭》《行星上的生命》。
中學生：我爸爸可了不得，他雖然沒有讀過大學，可他比博士生的學問還多。
大學生：我現在都大三了，遠沒有你爸爸讀得書多——看得出來。
教師：現在的中學生沒有時間，他們從小學開始，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讀課本和做作業上。
家長（父）：這難道不可怕嗎！我感覺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失去了正常的童年、充滿朝氣富有幻想力和想像力的青少年。這樣的人長大了會有創造力？
科學：是呀，我最清楚，雖然當今科學技術比過去發達，文學藝術較以往更繁榮，
但實際上是上一代人和上幾代人研究和創造的結果，並不是現在的年輕人的貢獻。
現在的年輕人缺少想像力和創造力，太現實太實際，也就是說人性的東西越來越
少，而動物性的成分越來越多了。不過，他們也挺可憐的，他們連享受現代科學
和文學藝術所帶來的美好生活的時間也沒有，表面看起來他們生活在優越的社會
和家庭環境裡，實際上他們是不幸的，並且是很不快樂的。然而，所謂「優越的
社會和家庭環境」也僅限大中城市的學生，絕大多數的農村孩子是沾不到邊的。
官員：（不可理解地）噢，是嗎？
教師：我贊同。他們只會模仿，喜歡用別人的成果再向他人炫耀。由於缺乏文化素質的滋養，譬如讀的書少，參加的社會活動少，缺乏感悟生活的美醜是非的機遇，沒有培養情感和道德的外部條件，故造成了畸形的德德觀念，道德品質在急劇下降。
家長（母）：您是當老師的，您一定清楚這是為什麼？
教師：說不好。實際上我也跟學生一樣，是生活在脫離自然和社會的只生活在書本上的幾經人性喪失殆盡的人。我說的人性，不單指人的道德品質，而是指廣義的人的社會性範疇的東西。比如，人的愛美心，人的慈善心，人的孝心，人的愛自然愛生活的情趣，人的社會責任心，人的想像力，熟悉並關注自己周圍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環境，關心親人和鄰舍居民的生活狀況，關心國家和政府的發展戰略以及關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條文的科學性和公正性，監督政府實行國家方針、政策的情況，以及政府執行法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社會：在中國，一個中國人要做到這些現在還很難辦到，這只是你目前的一種人性化的幻想。
家長（父）：為什麼？難道中國就不能走上人性化的發展道路，成為民主政治的國家嗎？中國人的智商天生就低嗎？
科學：這並不說中國人天生智商低或素質低，而是社會制度使的人的素質提高不了。因為一個國家要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並在政治上有說話的權力，能真正參與管理國家事務；那只有在一個實行了民主vrst的國家裡才辦得到。
家長（母）：您是說，肯定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科學：在中國，這是連一般的大學生都明白的道理。中國是一個「初級階段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政府的一種外交措詞和迴避某方面社會制度缺陷的遁詞，包含著政府也承認的不足的社會現實。在經濟方面，中國部分地實行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未嘗不可，但還遺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的勢力；在文化藝術方面既存在著大量的先進的東西，也還遺澱不少封建思想和封建的禮法。反映在社會現實中，譬如「官本」思想，一切以官位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二千年前孟子的「民本」思想幾乎喪失殆盡。一種社會，一個民族，人人都向官位看齊，人人都想做官，肯定是個不公平的無法治的低素質而畸形的社會；這種社會必然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對人才和財富造成巨大的浪費。錢財控制在少數官僚手裡，老百姓手裡沒有錢，貨幣在整個大環境裡形成不了大流通，因而也就創造不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老百姓富不起來，人民沒有也激發不出巨大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國家永遠也強大不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國家體制上實行的還有許多封建制的東西。有人說，在中國的高速公路上，有「坐在奔馳轎車裡的封建大臣」，一點不假。
家長（母）：那都扯遠了，現在連管自己的小孩都力不從心了，哪還有精力管那些「國家大事」！辛辛苦苦一輩子，讓孩子讀個好大學，幾乎要耗盡畢生的錢財和精力心血，不少人還要搭上早年夢寐以求的理想和事業。不過，國家這樣下去，等我們的孩子做了父母又要重複我們走過的「培養子女」的辛酸老路，這不是惡性循環嗎？那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什麼事業可言！
教師：我想，這都是目前的這種高考制度造成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改革高考制度才有可能實現。
科學：是啊。2005年10月10日，一個不堪高考壓力的花季少女，湖南17歲的高二女生李英跳樓身亡。與過往這類個案不同的是，李英的父母並不「望女成鳳」，他們從不給女兒施加壓力，相反，總勸導女兒「人生並不只有考大學一條路」。然而，在強大的高考指揮棒下，父母勸慰女兒的聲音顯得那麼微弱，痛失愛女的父母悲憤問蒼天：是誰逼死了我的女兒？11月2日，找不到答案的父母請來律師，準備起訴中國教育部。
家長（母）：（對其丈夫）我們可得注意，別為了上個大學，失去了兒子的性命。唉！
科學：民警們來到李英跳下的八樓前，在她的書包裡找到了她寫的一封簡短的遺書。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最後還是決定走了，離開這個原本不屬於我的世界。對不住了。你們如果想讓我走得安心，請做到以下幾點：1.不要為我傷心，這不值得；2.把我浪費了你們17年的精力重新灌注到弟弟李武身上；3.我有一本日記本，其中記下了我高中一、二年級的生活，那段虛度、浪費你們一片苦心的日子。 李英 2005年10月10日下午
教師：唉。現在的學校就光知道抓成績，忽視了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工作。
科學：接到女兒跳樓自殺的消息後，李英的父母迅速趕到現場，母親撲倒在女兒身上，哭昏過去…… 李英的父母認為學校對孩子的死負有責任。母親哭著回憶說：10月8日星期六下午，李英回家淚眼婆娑地告訴她，說這次月考英語只考了29分，是全班最差的一個，老師要在班上讓考得最好的學生和考得最差的學生都站起來亮相，她覺得沒臉見人。母親傷心地說：「女兒讀書本來思想負擔就很重，曾一度有過自殺的念頭，我們家長一直在寬慰她，給她減輕壓力。老師的這一做法，無疑是往死裡推了她一把。」
社會：現在的中國，對於青少年而言，唯一的任務就是讀書。中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常給他們帶來沉重的心理壓力，因為學習壓力而陷入痛苦的青少年屢見不鮮。這其中不乏重點學校成績優秀的學生，他們的思想壓力常來源於他們對學習現狀的不滿和不恰當的比較，不能接受自己的現狀，過分注重結果，而體會不到學習的興趣，整個社會、整個學校都在比較的氛圍中，要學生真正做到放棄比較，接納自己的確不易。考試焦慮、厭學及學習過程中的注意力、記憶力問題等，是青少年及家長前來咨詢的常見問題。這些情況在期末、期中、升中、高考、周圍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如父母關係發生突變等）時更為集中和突出。有些青少年承受不了這些心理壓力，有時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反抗情緒，形成家庭暴力，有極個別甚至消極自殺。現在全社會都在呼籲給中小學生減壓，希望情況會有所好轉。
科學：10月8日，月考成績出來了，李英有兩門功課沒及格，其中英語只得了29分，考了個全班倒數第一。當天下午，英語老師在班上提出她想「認識」一下那個得了129分高分的同學之後，又提了最低分的問題，李英想，與其讓老師點自己的名，不如自己主動承認，於是就舉手招認。全班同學的目光霍地一齊投向了她，她羞愧得恨不得找地縫鑽進去。 下午放學後，她垂頭喪氣地來到河邊徘徊了很久，然後來到公用電話亭給爸爸打了個電話，她絕望地說：「爸，怎麼得了啊，月考我數學沒及格，英語也沒及格，我降一級復讀還是這個成績，怎麼辦啊？」說著就哭了起來。爸爸立即安慰她說：「英英別急！你才去嘛，新的環境對心理上有一定影響，等適應了會慢慢趕上來的。孩子你千萬別著急啊！我還是那句話，大不了回家跟我做生意，一樣有出息的。」 回到寄居的姨媽家，她不好意思跟姨父和姨媽講自己的月考成績。姨父見她心情沉重悶悶不樂的樣子，就問她怎麼了。她說頭有點痛，可能是感冒了。姨父囑咐她去買點感冒藥吃，根本沒想到她是為考試的事發愁。 李英悶悶不樂地度過了她生命中最難熬也是最後的三天。
中學生：她的心理怎麼這麼脆弱，要我才不會自殺呢。大不了不讀大學。
科學：是啊，各人是不一樣的。對一件事，怎樣的態度就決定了什麼樣的結果。10月10日，李英轉入蘭陽一中才20天，下午放學後，其他同學都陸續離開了學校，李英一個人伏在課桌上一邊流淚一邊寫最後一篇日記：聽說一個月前鄰近的蘭陽學院外語系一名大二女學生跳了樓。她為什麼這樣做？難道也是學習壓力太大？不過，這倒是一個了結自己的好方法。儘管爸媽原諒我，寬慰我，但我最對不起的就是他們，我無臉見爸媽。我厭惡這個世界了，我覺得這個世界已經不屬於我，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活著也沒有意義了。解決問題就要快，就要徹底，今天晚上解決今天的事，要明明白白徹徹底底的。 李英寫完日記又開始寫遺書。寫完遺書後，她背起書包低著頭往姨媽家走。回到房裡，她將房間收拾打掃乾淨，然後來到陽台，閉上眼睛縱身一跳……
家長（母）：可憐的孩子，幹嗎往走絕路呀；如果是這樣，——唉，幹嗎考那該死的大學！
科學：經警方、學校和家屬最終共同認定，李英的自殺緣於學習壓力超過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直接的導火索就是學校的月考和10月8日她舉手承認自己考得最差，在全班同學面前丟了面子。李英自殺的事通過協調得到妥善處理後，李英的父母沒再找學校的麻煩，但他們從心底發出這樣的吶喊——到底是誰害死了我們的女兒？ 李向陽（李英的父親）含著淚花對記者說：「如今，學生自殺的消息三天兩頭就見諸報端，許多自殺的孩子是家長望子成龍給孩子施加了壓力，可我們是一個勁地給女兒減壓，我們知道孩子不會讀書，根本就沒希望她考上大學。可她還是……你說，到底是誰害死了我們的英英啊？」
教師：並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讀書做學問；並不是考試成績不好的學生就不優秀，就沒有培養前途；考試成績好的學生也未必就是優秀人才。但是現在的教育模式只以分數論英雄，以高考論成敗。在強烈的競爭和壓力面前，天賦較突出、心理承受能力強些的孩子就能挺過這一關。像李英這樣心理比較脆弱、自尊心特強的孩子，學習上的壓力很容易超過她的心理承受極限，此時如果沒有得到及時引導和調適，就極容易釀成悲劇。
科學：11月2日，悲痛的李向陽夫婦請了律師，準備起訴國家教育部。在正在起草的起訴書中，夫婦倆向中國的教育體制發出這樣的詰問：用一種高考模式來要求所有不同特長、不同天賦的學生，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中國的高考制度是世界上最殘酷的「戰爭」！是高考制度逼死了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大學能不能採取「寬進嚴出」的模式？能不能實行靈活多樣的分類高考制，讓動手能力強的學生直接讀工學院；讓會畫畫、唱歌的學生直接上藝術大學；讓能寫會吟的學生直接上文學院；讓會玩電子遊戲的孩子上電子大學…… 李向陽對記者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有這麼多孩子因為讀書的壓力而自殺。我打這場官司不是要國家賠償我的女兒。不管官司輸贏如何，也不管法院受不受理，我只想告訴政府，孩子的血不能白流，中國的教育是該來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革了！」
官員：說得太偏激了吧！這些都怪罪高考教育體制！建國五十多年，我國不也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嗎？在自然科學方面，不也有象華羅庚、陳景潤、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茅以升、袁隆平等著名的科學家嗎。我國的「神五」「神六」號載人航天飛船不也上天了嗎。中國不也一躍成為第三大世界航天大國，這不是事實？這些搞航天事業的科學專家不都是在我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應試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尖端科學家嗎？誰能全盤否定現今高考的作用！
家長（父）：請問，世界上第一艘載人宇宙飛船是哪國什麼時候？
官員：美國吧，時間是1957年。
教師：錯了。是1961年4月12日，前蘇聯成功發射世界第一艘載人飛船「東方1號」，尤里‧加加林成為世界上第一位遨遊太空的宇航員。
教師：（問學生）你知道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是什麼時候，哪個國家？
中學生：不知道。
大學生：美國，1957年。
教師：對了一半。也是蘇聯，於1957年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當時，世界為之震驚，一夜之間「疆域」延伸到了地球之外。自此，人類向太空的速度前所未有。23天後的5月5日，美國宇航員艾倫‧Ｂ‧謝潑德駕駛美國「水星MR3」飛船進行首次載人亞軌道飛行，美國成為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具有載人航天能力的國家。1962年２月20日，美國宇航員約翰‧格倫駕駛「水星６號」飛船繞地球飛行３圈，成為第一個進入地球軌道的美國人。1963年6月16日，蘇聯宇航員捷列什科娃進入太空，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員。1964年10月12日，蘇聯宇航員科馬羅夫、耶戈洛夫和費捷斯托夫乘坐第二代載人飛船「上升１號」繞地球飛行16圈，歷時24小時17分後返回。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載３人飛行紀錄誕生。1965年３月18日，乘坐「上升２號」飛船的蘇聯宇航員列昂諾夫在飛行中進行了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1966年３月16日，載有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的美國「雙子星座８號」在飛行中與一個名叫「阿金納」的對接艙體對接，這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空間對接。 1969年1月16日，蘇聯聯盟四號飛船與聯盟五號對接成功，第一次實現了兩艘飛船在太空對接飛行。
家長（父）：相比之下，中國還是落後的。有人說，中國底子薄，又受到戰爭的創傷，加上漫長的封建社會阻礙；所以中國落後西方發達國家是自然的。
家長（父）：（停頓片刻，深有感觸地）其實這是借口，為自己的國家的落後找理由，不正視也不承認國家的社會現實。
科學：中國科學的落後有其政治制度的和文化歷史的原因。
家長（母）：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為何科學落後？
科學：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繁榮昌盛的時期，是中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社會制度的變革促進了工農業的發展，政治思想十分活躍，諸子百家人才輩出。漢朝以後在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的首創者孔子就是在此時發表他的「德政」學說的。
但是，孔子著作基本上是適應封建王朝統治者的需要而寫的政治說教。他的中庸之道的思想內容也是保守性多於創造性，妥協性多於競爭性。歷代皇帝都利用他的思想作為工具來束縛士人的行動，把上千年的士人學者的智力引導到對「孔孟之道」的理解、註釋和背誦上，形成缺少創新、貧於立異的書蛀學風，很少有擺脫孔孟的說教、發揚科學精神與學術思想的。中國歷史上雖然也不乏人仁志士立志於改革，但由於封建統治勢力的強大和儒士維護舊禮教習氣的束縛，使改革者屢屢失敗，始終沒有形成改革的巨大洪流，這是我國科學技術在1543年以後明顯地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師：是啊，一種制度加上一種相應的文化思想，就會決定某種社會的進步或落後。
科學：不錯。制度可以決定思想，但某種強大而先進的思想也可以反過來促使先進制度的產生。不幸的是，中國孔子的影響之大、之遠可與西方的弗蘭西斯‧培根相比；但其社會效果卻相反，前者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後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智力源泉。
教師：1898年中國的戊戌變法就是一個明證。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發動了戊戌變法運動。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最後，變法只實行了103天就失敗了。
科學：與中國不同，雖然日本也是一個封建色彩很濃的國家，19世紀60年代資產階級的明治維新運動也保留了不少封建殘餘，但明治維新畢竟奠定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日本的資源極端貧乏，發展工業先天不足，又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使日本幾乎成為廢墟，經濟處於崩潰的境地，日本產業革命比英國晚了一個世紀；但它不僅實現了工業化，還擠進了工業發達國家的行列，這是值得我國注意研究的課題。日本在戰前用了七十年完成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戰後二十年，日本平均每年產值增長13%，其增長速度比聯邦德國還快一倍，是美國的三、四倍，平均每人每年產值增長率是美國的九倍，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
教師：制度是生產力。可見，先進的國家制度加上開放的思想文化，是決定國家繁榮昌盛的根本。
家長（母）：那中國的教育和高考制度究竟有什麼問題？
教師：請允許我用語文教學來打比。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呂叔湘先生曾說，「語文教學更多地像農業，而不是工業」。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語文教學是種莊稼，而不是做產品；語文課堂是莊稼地，而不是流水線；語文教師是農夫而非工人；語文教育是春種秋收的整體，而不是各司其職的零部件生產；師生間是農民對種子的期盼與熱情，而非工人與車床對零部件的冷漠。在語文教育的莊稼地裡，理應有和風細雨，有日月星辰，有花團錦簇，有果實芬芳。而不是機車的刺耳轟鳴，不是千人一面的「合格產品」，不是千篇一律的沉默，不是一絲不苟的規矩。我們希望學生都能自由地呼吸、快樂地生長，享受語文的智慧、吮吸語文的營養，讓生命擁抱語文，用語文滋潤生命。
社會：仔細想一想現在中學生的語文水平，我們就會感到著急：一名高中生，已學了近十年語文，卻寫不對一張請假條，表達不清一個意思，寫不好一篇文章，讀不通一段文言，提不出一個問題，這不能不說是語文教育的問題。漢語水平低下已不是個別現象，語言錯誤不僅出現在中小學生的口頭和書面表達之中，甚至出現在大學生、碩士、博士的口頭和書面表達之中；不僅出現在書報雜誌、廣告標牌和電視屏幕中，甚至頻頻出現在學位論文、學術著作和字典辭書中。「無錯不成書」，「無錯不成報」，「無錯不成論文」已是司空見慣。所以科學、嚴謹的訓練是必須的。但是語文訓練不等於做題，單純的做題就把學生變成了流水線上的產品。
科學：學語文的人是需要一點感情的。麻木的人只會學死板的語文，當然也學不好語文。語文教育更講一個「趣」字，一個「情」字，一個「活」字。我們常常高喊採用誘思教學，吸引教學。但我們往往少了些耐心，少了點童心。
教師：比如，在教學盲人女作家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這篇文章時，我們因為課時緊，任務重，也因為料想學生不太感興趣，大概都是作為自讀課文讓學生自己看看了事。恐怕我們很少有人會像吉林長春五中的肖禮老師那樣去做：他抱著一個大紙箱走上講台，頓時引來學生一片好奇。他要學生自告奮勇地蒙住眼睛，然後從座位上到講台前去抓取箱中的東西，然後用手摸，用鼻子聞，猜出它是什麼東西。學生的猜測五花八門，有不少都猜錯了。這樣做了以後，肖老師才讓學生進入課文。課後一位學生寫道：「我感謝我們的語文老師給了我海倫似的感知世界的機會，感謝通過這樣的感知，讓我對現實生活充滿了以前並不珍惜的愛。」
大學生：我感覺知識是可以傳授的，但感受必須體悟，而我們的語文課也常常把體悟的東西當做傳授的內容，這樣就難免死板。英國一所學校，要求學生必須扮演一天殘疾人，有扮演盲人的、也有扮演瘸子的、還有扮演聾啞人的。校長說，愛心是需要感受的，只有自己曾經是「殘疾人」，才會有真正的感受。並且只有這樣，將來面對殘疾人時，才能從人性的角度平等地幫助他們、愛他們，因為自己曾切身感受到別人的幫助。
中學生：學生想聽的，很多不是老師所講的；而學生要說的，老師又無暇去傾聽。講什麼、怎樣講，基本上是老師說了算，學生幾乎成了一塊橡皮泥，任由老師去塑造。長此以往，學生變乖了，聽話了，但我們又不得不痛心地發現，我們也越來越呆了，越來越不聽話了。
科學：如果把責任都推到語文老師身上，顯然有失公平，因為語文老師其實也越來越呆了。大家可以想想，面對激烈的競爭，我們的心是不是都有些浮躁了，我們的眼光是不是都有些「勢利」了，我們不再悉心關注學生從文字中、從文學中得到了多少營養，享受了多少愉悅，我們過多地關注他們的結果，過多地盯住他們一堂課學到了哪幾點知識。於是，春風化雨少了，條分縷析多了；自由生長少了，拔苗助長多了；體味把玩少了，條條框框多了；開懷大笑少了，憂愁煩躁多了；暢所欲言少了，恭敬傾聽多了。最後，學生的喜愛少了，厭倦苦惱也多了。功利的語文教育把分數與位次作為學語文的第一目標甚至終極目標，語文的生命必將枯萎。
教師：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語文就是生活。把學生引向生活，把生活帶進語文，讓學生觸摸鮮活的、親切可感的生活化語文，學生便能感受到語文的生命脈動。陳奐生離我們遠去了，但千百萬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還在；「燭之武退秦師」的驚心動魄遠去了，但朱總理答中外記者的妙語連珠還在；裝在套子裡的別裡科夫遠去了，但裝在分數里的學生還在；買人血饅頭的華老栓遠去了，但對僵化的國家高考體制麻木不仁的各級教育行政官員還在。
家長（母）：那考試怎麼辦？
科學：談這個問題，我想要澄清一個認識誤區。我們常說高分低能，其實，想一想，那些成績好的同學能力是否就低呢？分數低的同學能力就高嗎？回答應該是否定的。能力和分數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搞素質教育不能懼怕應試，但也不能為了應試而扼殺了學生在情感、思維方面的天性。要保證學生真正學有所得，還應該加強語文訓練。語文能力的提高，是以一定數量的語言材料積累和反覆多次的語言實踐為基礎的。考試採用試卷只是考試的形式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形式；或者，試卷的形式是次要的，其他的形式反而應該是主要的。美國心理學家做過一項實驗：假如一個人的能力指標有10項，用試卷頂多只能檢測出2項，其他7項用試卷的考試方式是檢測不出來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如此熱衷一紙試卷而定終身實在是個悲劇。
社會：這是因為中國的各級教育行政官員不願做大量的調查研究，不願針對我國教育現狀做大量的細緻工作所致。你想，出一張試卷，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大學取向，而且直接於社會掛鉤，等於決定了一個人的終身。對政府官員來說，這是多麼省事呀！另一方面，他們也聽不進專家學者的意見，只是盲目地執行上級的指示。尋求中國科學的高考辦法，不是沒有辦法，而是政府部門不願做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工作。
大學生：中國為何就不能研究出一種選進的教育體制。教育體制的落後肯定會決定教學方法的落後。歸根結蒂，還是觀念的問題。
教師：不久前，我在美國聽了一節小學生的自然課，課題是「蚯蚓」。假如在我們國內，一般不外乎教師先板書「蚯蚓」，然後出示蚯蚓的圖片或投影，再是介紹它的身體的特徵，最後講它對人類的益處。美國的老師怎樣上這節課呢？
一上課，老師先說明要講的內容後，就請同學們準備一張紙，上來取蚯蚓。同學們捏著紙片紛紛上講台盛蚯蚓。許多蚯蚓從紙片上滑落下來，學生們推桌子挪椅子彎腰抓蚯蚓，整個教室頓時亂成一團，老師卻一言不發，任其混亂。課後老師對我說，上了一節「蚯蚓」課後，假如連蚯蚓也抓不住，那麼這節課還有什麼意義。同學們抓住了蚯蚓回到座位後，老師開始了第二個教學環節：請同學們仔細觀察蚯蚓的外形等有什麼特徵，看誰能把它的特點最後描述完整。經過片刻觀察，學生們踴躍舉手。
學生：雖然看不見蚯蚓有足，但它會爬動。
學生：不對，蚯蚓不是爬動而是蠕動。
老師：對。
學生：蚯蚓是環節動物，身上一圈一圈的。
老師：對。
學生：它身體貼著地面的部分是毛茸茸的。
老師：對，你觀察得很仔細。
學生：我把蚯蚓放在嘴裡嘗了嘗，有滋味。
老師：對。我很佩服你。
學生：我用線把蚯蚓紮好後吞進了喉嚨，過一會兒把它拉出來，它還在蠕動，說明它生命力很強。
此時老師的神情變得莊重起來，激昂地說：「完全正確！同時我還要讚揚你在求知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這種勇敢行為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同學，我遠不如你！」
整堂課結束了。如果就這堂課把我國老師的教法和美國老師的教法作比較，哪種方法讓學生學得有趣、生動，對蚯蚓的體驗更深，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教師怎樣講，怎樣啟發，不妨就參照美國教師的這堂「蚯蚓」課。
中學生：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有趣的課，更沒有見過。我們上課沒有一點意思，特別是上語文課。
家長（母）：孩子，你要知道，讀書不是看電影，也不是玩遊戲；讀書是苦的，不吃苦中苦，何為人上人呀！
中學生：我喜歡看小說和散文，一看下去就啥不得放手，可怎麼有心思安心地看下去？哪有那麼多時間，即便有時間，父母不允許，老師不允許。一天到晚就是該死的作業、作業，有時真覺得活著沒意思；可不知咋的，散文的閱讀一到了試卷上變成閱讀題，就沒有一點趣味。我恨做題目，我討厭讀死書！
家長（母）：這孩子！你……
家長（父）：哪有那麼多屁理由，我們都不是為了你嗎，等你考上了大學，你就是看小說看三天天夜我們也不會限制你，把一年的書看完都行！
社會：2006年3月14日上午10時，在長沙市火車東站貨物調度室北110米處，一名18歲的高三學生因感覺學習壓力過大，一時想不開竟鑽進了快速行駛的貨運列車，當即身亡。專家稱，高考的殘酷競爭對孩子的折磨再次凸顯，學校、家庭和社會應給孩子減壓，並多給予關懷。而孩子若不能承受壓力之重，應及時向心理專家咨詢。也許，我們社會的確有責任，不能責怪孩子。
科學：中國的教育與政治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源淵關係。50多年來，我們沒有培養出一個像魯迅、郭沫若這樣的文學家，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甚至也沒有培養出一個像陶行知、黃炎培、陳鶴琴、晏陽初這樣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教育家。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頒獎，都會使國人感到難以面對，迄今我們尚與這個獎無緣。有人說，這是西方國家仇視我們社會主義的結果，就是拿不到這個獎也沒什麼了不起。我不敢說那些長著藍色眼睛、棕色頭髮的諾貝爾獎評委們的頭腦裡沒有一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在作祟，但是我想說的是，蘇聯在解體之前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它曾經拿到了13項諾貝爾獎，那些諾貝爾獎的評委們並沒有因為當年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一個獎都不給它。我們要承認，這裡面有我們自身差距的因素在裡面。
教師：現在這種高考制度，實際上學生的學習完全是為了高考，所謂「學習知識」成了地地道道的「最惡劣的知識枷鎖」。這樣一來，學習就無興趣可言，無興趣而苦讀就成為了學生的負擔，而且完全是從書本到書本。
大學生：現在的學生為寫高考作文非常痛苦！老師每天教授按格式作文，學生每天在拚命揣摩與模仿，為的只是能贏得閱卷老師的讚許，這不也是在壓制人才！八股文的程式化規定，其一重要作用是提供一個統一規範的閱卷標準。全國參加科考人數成千上萬，如果每一個考生都各寫各的，那麼各種各樣的文章都有，老師該用什麼標準來批改，另外，老師數量有限，如何有時間來得及批改？為了方便閱卷、方便考生備考，卻用程式化扼殺了人才，試問，這種公平的意義何在！
教師：「八股文」到底是「人類發明的最惡劣的知識枷鎖」，還是維持科考公平、保證科考效率的必然選擇？林白和朱梅蘇在2004年出版的《中國科舉史話》中稱八股文是「狗吠」一樣的愚民產物。揚州大學教授黃強匆匆講完《朱熹在中國科舉史上的地位》後，突然說：「我還要講八股文，這真是一個害人的東西，破題、承題，都有規定好的條條框框，甚至連一句話寫幾個字都給規定好了，哪裡還有創造性？」黃強說。「像這樣，永遠只是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問題之爭。」八股文，其命題全部來自於《四書》、《五經》。據啟功著《說八股》介紹；八股文開始部分由「破題」、「承題」、「起講」三個小部分組成，稱為「冒子」；「冒子」僅是為了說明題意；後半部分把這個題意從上下、前後、正反、左右來條分縷析，常常用八條。通常，每條會隨加上一條作為陪襯，用以加強此條觀點，使其不致孤立。兩條相對、好比人有兩股（腿），一篇最多不過八條，所稱為八股。
科學：出不了一流乃至大師級人才的原因何在？當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出在我們的教育模式上。多少年來，我們的教育模式過於整齊劃一、缺乏彈性，呂型偉先生曾用「求全責備，求同去異，扼長補短」三句話來概括，是不無道理的。迄今為止，在很多人觀念中，全面發展就是全科發展，就是門門課應該達到80、90分以上，現在一些地市評選「三好學生」就是這樣要求的。這樣，學生即使在某一學科上有特長、有優勢，他也不能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伸展」他的長項，他必須「忍痛割愛」而「移情」其它學科，把大部分時間、精力去補他的弱項。其結果很可能是，長的被截掉了，而短的未必能補得起來，最後是哪門課都知道一些，但哪門課都知之不深，冒尖人才始終不得出現。1997年，在湖北，有一名曾獲全國數學聯賽一等獎的考生參加高考，因總分沒有上線而被武漢大學拒絕錄取。這件事，在湖北乃至在全國教育界都引發了一場爭論：只一科撥尖，取不取？解放前，吳晗報考北京大學，國文考100分，數學得0分，當時負責錄取工作的教務長很矛盾，便請示校長胡適，胡適調閱了他的國文卷，馬上拍板：這個考生就是數學0分也要把他取進來！換到今天，你吳晗做夢也別想上大學；毛澤東當年在湖南讀書，他的數學成績也是一般的，他的數學老師後來回憶說，每次考試都是送點分讓他過關。事實上，吳晗並沒有因為當年數學得0分而影響他日後成為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毛澤東也並沒有因為當年數學成績一般而影響他成為一名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
社會：事實上，當今中國的人才，遍及世界各國。如東南亞最繁榮的部分，大半是華人或華裔搞起來的。台、港、新加坡的大財神王永慶、蔡萬霖、張榮發、李嘉誠、包玉剛、鄭裕彤、李兆基、李光前等名列世界首富級的人物；在印尼，以林紹良為首的華人商界，掌握了印尼80%的商業實力；在馬來西亞，控制吉隆坡的十大企業家，有職有7個為華裔大王；在泰國，目前經濟深受巳故第一號銀行家陳弼臣和「天南金融巨頭」鄭午樓為首的40多個華人家族控制。此外，多巴哥總督何才、圭亞那總統亞瑟‧鍾、尼日利亞共和國酋長兼首席工商業長老朱南楊、新幾內亞前任總理陳先生等均為華裔。像他們那樣，在世界各地「稱王稱霸」的傑出華裔人才難以數清。其中，以美國的表現最為突出。在數理、語言、工程技術、電腦等方面的一群美籍華裔學者，早巳舉世矚目。美國目前約有12萬第一流學者，華裔約占1/4，美國的華僑約108萬，其中有10多萬知識分子，當教授的有1500多人。美國前總統卡特就明確說過，美國每一個國防科學的要害部門都有中國人。美國人甚至說，「沒有中國教授的大學，不成其為第一流的大學；沒有中國醫生的醫院，不成其為第一流的醫院。」
科學：這些人換了在中國，能不能成為人才？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血淋淋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和近幾十年來灌輸的「左」的教條主義的思想、理論，是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現代化的兩條基本文化因素。這兩種因素廣泛而頑固地扎根於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們的頭腦中。例如，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與教條主義的「高度集中統一」、「全盤計劃經濟」相融合，形成了一種認為權力、思想、經濟、社會生活越集中、越劃一，社會進步程度越高的偏見，反對侵權，反對民主，害怕任何形式的自由、創新、多樣化。
家長（母）：也就是說，高考制度與政治體制有密切的聯繫？
科學：表現在高考制度的統一、劃一、教條，實際上是政治體制的直接反映。
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不成功，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意識形態和教育改革無法深入，而且會出現象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近幾十年多次出現的情況：隨著政治領導人的改變或他們看法的改變，改革跟著告吹，甚至出現大倒退。
科學：但在美國，他們非常重視人的實際才能，只要你能對美國社會作貢獻，就是人才。這是最現實最科學的人才觀。如果在中國，你有實際才能不頂用，非得先看文憑不可，真是「書迂子」人才觀。我的一位商界朋友，45歲的時候移民去了美國。大凡去美國的人，都想早一點拿到綠卡。他到美國後3個月，就去移民局申請綠卡。
一位比他早先到美國的朋友好心地提醒他：「你要有耐心等。我申請快一年了，還有批下來。」
他笑笑說：「不需要那麼久，3個月就可以了。」
朋友用疑惑的目光看著他，以為在開玩笑。
３個月後，他去移民局，果然獲得批准，填表蓋章，很快，郵差給他送去綠卡。
他的朋友知道後，十分不解：「你年齡比我大，錢沒有我多，申請比我晚，憑什麼比我先拿綠卡？」
他微微一笑，說：「因為錢。」
「你來美國帶了多少錢？」
「１０萬美元。」
「可是我帶了１００萬美元，為什麼不給我批反而給你批呢？」
「我的１０萬美元，在我到美國的３個月內，一部分用於消費，一部分用於投資，一直在使用和流通。這個，在我交給移民局的稅單上已經顯示出來了。而你的１００萬美元，一直放在銀行裡，沒有消費變化，所以他們不批准你的申請。」
原來如此。美國是一個十分注意效率和功利的國家，你要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益，美國才會接納你。在美國拿綠卡，只有兩種人可以：一種是來美國投資或消費；還有一種，就是有技術專長。這位商界朋友前不久回國，給我講了一個他在美國移民局親眼目睹的事，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美國。他在美國移民局申請綠卡的時候，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位中年婦女，從她被曬黑的古銅色皮膚看，可以斷定是一位戶外工作者。出於好奇，他上前和她搭話，一問才知，她來自中國北方農村，因為她女兒在美國，才申請來美。他只讀完小學，漢語都表達不大好。可就是這位英語只會說「您好」「再見」的中國農村婦女，也在申請綠卡。他申報的理由是有「技術專長」。移民官看了她的申請表，問她：「你會什麼？」她回答說：「我會剪紙畫。」說著，她從包裡拿來出一把剪刀，輕巧地在一張彩色亮紙上飛舞，不到３分鐘，就剪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各種動物圖案。美國移民官瞪大眼睛，像看變戲法似的看著這些美麗的剪紙畫，豎起手指連聲讚歎。這時她從包裡拿出一張報紙，說：「這是《中國農民日報》刊登的我的剪紙畫。」
美國移民官一邊看，一邊連連點頭說：「ＯＫ。」
她就這麼ＯＫ了。旁邊和她一起申請而被拒絕的人又羨慕又嫉妒。
這就是美國。你可以不會管理，你可以不懂金融，你可以不會電腦，甚至你可以不會英語。但是，你不能什麼都不會！你必須得會一樣，你要竭盡全力把它做到極限。這樣，你會永遠ＯＫ了！
教師：但在中國，目前高考的總分「一刀切」制度過分注重公平，忽視個性、特長的顯露，所謂的特長生往往由於某一門功課特好，而總分平平，被堵在大門外。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靠的是不斷在各個領域打破常規，發現新知。有特長的人比各門學科平均用力、知識結構平均化的人更易取得特長領域的突破，應該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以這樣講，我們現有的教育模式不改變，一流的人才就難以脫穎而出！在今天推進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把教育模式的轉變作為當務之急，擺在一個重要的地位。那麼，如何建立起一個比較理想的教育模式呢？
科學：1、在如何認識專才與通才的關係上，我們的觀念必須轉變。當然，一個人能夠集廣博和專深於一體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但問題是這樣的要求未免過於理想化了，對絕大數平常人來講這是很難做到的。社會有分工，我們可以要求一部分人成為專才，一部分人成為通才。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我覺得學校可以也應該讓學生在各門功課達到一個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偏點科」，這不是壞事。相反，我覺得每門課都差不多，平均用力、齊頭並進反而不正常。
多少年來，我們遇到問題總是喜歡作「平面思維」，覺得二者非此即彼，比如我們在理解「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關係、「啟髮式教學」與「灌輸式教學」等的關係時就是這樣的，把二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如果我們換一種思維方法，對問題作「立體思維」，可能會有新的收穫。
或許還有人會說，你這話雖然不錯，但中學是基礎教育，學生是不能偏科的，要偏科也得等上了大學以後。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人總是有某種興趣愛好的，明知學生有特長，卻一定要讓他把這個特長擱置幾年，非等他上了大學才去培養，恐怕經過幾年的「截長補短」，等到他上了大學，他的這個特長很可能不「長」了。
我始終感到不好理解的是，我們對藝術、體育的特長生可以寬容大度，高校錄取時，總分可以低許多，為什麼對其他方面的特長生則如此苛刻？我不知這裡面到底有何原因。其實，對各方面的特長生，都應該像現在選藝術、體育尖子生一樣，網開一面，開通總分不達標的特長生的上大學之路，有關方面應該在每年新生錄取中劃出一定比例給特長生。或者，教育部指定某些大學進行招收特長生的試點。1999年夏天，復旦大學就錄取了一名語文特長生，要有這樣的嘗試，高中、初中、小學教育才敢走個性成材之路。
順便指出的是，要求學生在其它課程達標的前提下發展特長，這個達標的「標」不宜定得太高。拿數學來講，現在中學的教學內容很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我們是以數學家的標準去要求每一個學生的。事實上，對許多工種來講，只要求具備一些基本的數學知識就夠了，學生所學的許多東西日後根本就用不上。蘇聯數理科學博士、教授波斯特夫尼科針對蘇聯中學教學計劃中數學課佔了全部教學大綱1/5的份量的現象，主張減少數學課的教學內容和課時。有人不理解，質疑他：你身為數理科學博士，為什麼還主張減少數學課的課時？波斯特夫尼科提出了兩個反問：在不是專搞數學的人當中，有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哪怕使用過一次三角形的內角定理？哪怕解過一回二次方程？他說，生活中需要多少數學，就應該佔用兒童相應的學習時間，既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確實，如果在一些學科上降低難度，只要求他達到一個基本的要求，然後他可以偏點科，著力去發展他的優勢學科，還愁特殊人才不冒尖嗎？中國一句俗話說，是錐子總會出頭的，但如果你把它裝進一個鐵盒子裡，它恐怕就出不了頭。我們要給它們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把它們放進布袋子，它們才會冒尖，才會一個個脫穎而出。人的成長也是同樣的道理。
2、在考試制度上，建立一種鼓勵學生發展特長的機制。現在，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特長，而是不敢去發展他的特長，。因為，你一旦費時費力發展特長，很可能就會顧此失彼，導致某些學科成績下降。而一旦在高考中有那麼一兩門學科拖了後腿，才考六七十分，你就真的全盤皆輸，誰敢拿自己的前途甚至命運去開玩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防止埋沒人才，是否可以採取給某一學科有特長的學生加分的辦法，根據他特長的程度，加100、90、80分；或者，在錄取時，將某一非特長學科的成績作為參考，不計入總分（像現在，藝術類考生錄取時，不是將數學成績僅僅作為參考嗎）。這樣，他有這個分數在那裡做基礎，即便其他學科考分低一點，也不用擔心名落孫山，而可以把他的主要時間和精力用到他的特長上。
當然，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人情因素，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而不去改革。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胡瑞文同志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超市的小偷比櫃檯百貨店更多，但不能因此不開超市。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實行過程中，我們有關方面要提高政策水平，從為國選才的高度來看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科學管理，嚴格標準，客觀公正，把好質量關，杜絕人情因素。
3、教育改革必須進課堂。應該說，我們現在的課堂教學從形式到內容都比較陳舊落後，難以「面向世界」。德國一個博士生為了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不遠萬里，來中國考察教育，在看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學校後，他用兩句話評價了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教師是全世界最能講的，中國的學生是全世界最能考的。」雖然有些偏頗，但亦不無道理。確實，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的教師像我們的教師這樣上課，從打上課鈴講起，到打下課鈴為止，甚至許多教師打了下課鈴都還未必停止，還要拖堂。課堂裡基本上是教師講學生聽，這只能是眾人頭腦對一人頭腦的依賴。像美國的課堂裡，一節課中，教師可能只講10分鐘、1刻鐘，然後就是學生分組討論、動手實驗、做遊戲，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動手能力、表達能力、思維能力以及合作精神都得到很好的鍛煉。而靜聽的教學方式是很難達到這樣一些目的的。在靜聽的教學中，如果這個教師有知識、有思想、有人品，那還好說；如果他自己本身就只有半桶水，那又怎麼樣呢？聰明的學生就會被他教蠢，活潑的學生就會被他教呆，長此以往，又怎麼能夠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4、與教育模式問題密切相關的是標準答案。多少年來，我們從小學到大學，考試都有標準答案。如果說自然科學中「1+1=2」，這個2就是標準答案的話，那麼社會科學的標準答案又是什麼呢？誰說的就一定是對的，誰說的就一定是不對的？一位留德學者說，如果老師提出一個問題，10個中國學生回答，答案基本上是一樣的，而這種現象在外國學生中是不太可能出現的，他們10個人或許會講出20種答案，其中不乏一些非常離奇的解釋。在這裡，我不想評論到底是1個答案好還是20個答案好，但是，如果一個人從小在思維上就受到這樣一種束縛，凡事都要考慮是不是符合「標準答案」，這樣久而久之，他的頭腦就會僵化，就會唯唯諾諾，就會惟書、惟上。若此，有思想，有創見的人才又從何而出？
5、要建立一個開合靈活、進出自如的教育體系。我們現有的教育體系過於制度化，小學5年或者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4——5年，而且都是年級制。儘管可以跳級，但是真正跳級的學生畢竟是極少數；其結果是，成績好的學生被拖住了，成績差的學生被拖死了。法國一位專家在安徽呆了一年多，他深有感觸地說，中國竟有那麼多的農村孩子不讀書，不願讀書，也沒有書讀。確實，許多青少年因此而失去了發展的機會，甚至被不良因素所引誘而誤入歧途。美國、法國等國家的教育體系中，他們的學生可以隨時出來，也可以隨時進去，所以他們不存在「留級」、「失敗」的概念。良好的教育體系應該是能夠「使每一個人通過獲得他所缺少的知識在任何時候都能『趕上去』。」正如埃德加‧富爾所說的：「當教育一旦成為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時，人們對於成功和失敗的看法也就不同了。如果一個人在他一生的教育的過程中在一定年齡和一定階段上失敗了，他還會有別的機會。他再也不會終身被驅逐到失敗的深淵中去了。」確實，如果我們的教育體系是開放性的，我們的學習制度是有彈性的，那麼，就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走出失敗的陰影，走向成功的明天。
【注】在本文最後「科學」的論述中大量地引用了葉存洪先生的
《現有教育模式的弊端及改進之斷想》一文。
2006-5-4‧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