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许传的作者 - 网路之家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着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着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
    （一）罗贯中撰见于郎锳《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着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着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锳（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锳乃明代嘉靖时人。
    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锳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着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选自《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