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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口溜中看中國 傅國湧 “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完成沒有不超額的，竣工沒有不提前的，節日沒有不祥和的，婦女沒有不解放的，決策沒有不英明的，路線沒有不正確的，形勢沒有不大好的，貪官總是極少數的，團結總是緊密的，擁護總是一致的……” …… …… 順口溜越是盛行，現實中的我們就越是無奈、越是無望、越是沮喪。名流教授會義正詞嚴地向你解釋，你今天的無奈、無望都是基於你的無能，不能怪別的，他們會編織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論，頭頭是道，吐沫四濺，你聽得雲裡霧裡，他討了歡心和實惠。房地產大鱷高居金山銀山之上將貸款購房者斥為“房奴”。宣傳喉舌總是號召人們要“愛國愛黨”， “愛”者即“聽話”也，至少要表現出聽話。 面對順口溜所概述的這個時代，我們可以裝聾作啞的沉默，我們可以裝瘋賣傻的游戲，我們可以天昏天黑地的娛樂，可以挖空心思地賺錢，一句話，我們可以按生物的本能選擇自己的生存，我們可以在統治者劃定的圈圈裡盡情地舞蹈、放聲地歌唱，只要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我們就會活得“自由”而瀟灑。當然，我們知道即使是娛樂，如果稍有越軌，說出了哪怕一點點真相，那也是不允許的。做過多年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長的劉忠德，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了這樣一件事，趙本山有一年春節晚會演一個“一串王八蛋”的小品，節目本來有諷刺鄉長大吃大喝的內容。鄉鎮官員大吃大喝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如順口溜中所說： “中央干部忙組閣， 　　省級干部忙出國， 　　地縣干部忙吃喝， 　　區鄉干部忙賭博， 　　村裡干部忙偷摸， 　　學生干部忙愛國。” 然而這個節目就是通不過審查，部長“看了三四遍”，最後楞是給改了，也是反復改了三四遍，理由很堂皇——“鄉長是我們政權最基層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這樣諷刺。”依此類推，各級官員毫無疑問都是不能諷刺的，更不用說直接的批評了。 除了飯桌上談論國事，除了在菜市場罵幾句，除了在公園發發牢騷，我們缺乏正當的批評渠道，缺乏真正的公共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短信、網絡或口耳相傳等方式，相互傳遞的一些順口溜，幾乎就成了民眾對對社會現實表示某種情緒、意向、心態的載體。順口溜在我們這個古老大國是有久遠的歷史的，在長期的專制統治下，順口溜、打油詩或者叫民謠從來沒有斷絕過，越是到了一個朝代走向衰敗時，民謠就越是流行。遠的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東漢末年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還有諷刺董卓的“千裡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元末的“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末的“十八子，主神器”，乃至“和?跌倒，嘉慶吃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等等。近的如1971年舉世震驚的“九一三”事件後，大為流行的“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那首民謠；在1976年“四人幫”覆滅前夕，“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之類的民謠就已傳開了；70年代末，大家熟悉的是“要吃糧，靠紫陽；要吃米，找萬裡”；到了80年代，民謠更是大為流行，比較著名的如：“50年代的干部兩袖清風，60年代的干部猛打猛沖，70年代的干部百萬富翁。”“50年代人愛人，60年代人幫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各人顧各人。” 這些或出自佚名作者的創造，或是在流傳過程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所表達的或是對改朝易代、時代變遷的願望、要求，或是對權臣奸佞、貪官污吏的痛恨，或是對某些清官、明主的肯定與向往，或是對社會風氣轉換的感慨。比如關於“官場言論准則”的： “對上級甜言蜜語， 　　對輿論豪言壯語， 　　對外賓花言巧語， 　　對群眾謊言假語 　　對同事流言蜚語， 　　對下屬狂言惡語， 　　對情婦溫言細語， 　　對自己胡言亂語。” 再如關於“吃”的： “官場吃公款， 　　商場吃‘回扣’， 　　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 　　醫生吃‘紅包’， 　　警察吃罰款， 　　編輯吃‘版面’， 　　學校吃‘擇校費’， 　　演員吃‘出場費’， 　　運動員吃‘身價費’， 　　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毋庸諱言，這些順口溜確已成為無權無勢的民眾自我取樂的方式，一種屬於“台上他講，台下講他”的發洩苦悶的方式，同樣傳達出無望、無助又無力的普遍社會心理。 以往的順口溜都是口頭創作，靠的是口耳相傳，如今，順口溜插上短信、網絡的翅膀，飛得更快、更高了，已經是無遠弗屆、無孔不入。這是順口溜在傳播手段上的現代化，究其實質還是沒有什麼變化，依然是民意的一種反映。沒有機會在共同平台上直抒胸臆的人們需要通過這些順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樂，順口溜中傳達出來的雖然只是民眾無可奈何的聲音，但那常常是真實的聲音，其中有他們的愛與憎、悲與樂、絕望和幻想。一滴水可以見出太陽，短信爆炸時代的順口溜也可作如是觀。BB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