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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也是中華民族貢獻於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奪目的奇葩。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遺存兩相印證，可知至遲在唐代初葉，雕板印刷術就已經出現並應用於書籍的鏤版施印了。其後經五代、宋、元的發展和完善，至明而達於極盛。其間所刻，無論規模之巨、數量之大、擬或內容之豐富，皆遠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遞嬗，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無庸置言，中國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時期出現於明絕非偶然，而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相互制約的結果，是社會需要的必然。具體些說，其原因大抵有四：

　　１、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眾削平群雄，驅逐元統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國號大明，是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於農家，苦無學術。但是，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他深諳「武定禍亂，文治太平」這一封建社會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在國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詔諭中書省：「朕恆謂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說是作為基本國策而頒示的。欲行此道，圖書的作用就顯得極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時期，屢次下詔頒《四書》、《五經》、《通鑒綱目》、《說苑》等有補「教化」的書於學校。朱元璋只能說粗通文墨，但他卻寫了不少有助於維護封建倫理綱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書。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訓錄》，垂訓子孫說：「後世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違祖訓，亡無日矣！」在這裡，圖書成了教育其後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實，早在明立國之前，朱元璋就對圖書事業顯現出了極大興趣。據明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卷一載：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發兵攻滅陳有諒，即下令訪求遺書。明王世貞《命將征討考》則云：「徐達入北京，封其庫府圖書寶物。」由此可見，對圖書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視，對明太祖來說是一個一貫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針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中國近百年，文化事業相對落後，書業亦然。據統計，現存元人舊刻不過六、七百部，僅及兩宋所遺之太半，就很可以說明這種情況。明太祖歷百難千劫始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大業，通過重振書業復興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僅是其統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擺在明王朝面前的一個艱巨任務，亦即明代書業極隆極盛的一個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

　　明王朝立國之初，採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於書業發展的舉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體化。據《明會要》卷二十六載：「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同時免去稅收的還有筆、墨等圖書生產物料和農器。可見在明太祖心目中，作為文化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書業，與恢復農業生產，解決民生問題是處於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則「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善本，命書坊刊行。」（亦見《明會要》）前者是通過讓利於民來刺激書業的發展，後者則是由中央政府組織的、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圖書刊刻活動。從官購圖書予民刊刻而言，又頗有點民辦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對書業的重視，可以說不遺餘力了。明享國270餘年，自洪武至崇禎歷十七帝，其間固然不乏昏庸糊塗，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對書業卻基本上採取保護、扶持政策，這對明代書業的發展、繁榮，也是一個重要的保證。

　　２、學術發達，著述豐富，出版政策相對寬鬆

　　文禍不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書史的一大特色。類似事件，明代也時有發生。但查諸史籍，除了攻訐程、周、張、朱之學的「惑世」之說，或直接與政治鬥爭有牽連的著述，如明成祖詔令焚燬有干靖難的史料就是一例，對於民間一般的學術和創作活動，明政府干涉並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劇增加，叢書、類書的編輯亦十分活躍。清黃稷虞《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人著作達15，725種，而合諸家書目所載，元人著述不過三千餘種。其因除明代立國時間較長外，與元代書禁森嚴亦不無關係。《元史·刑法志》載：「大惡，諸妄撰詞曲，……凡以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者，禁之，違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則看不到這樣的禁令。明萬曆間，廷臣馮琦借焚燬李贄著作之機，上《正士習疏》，建議：「一切坊間新說，皆令地方官雜燒之。」疏進不納，才使祖龍之火，未見於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遠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圖書編輯活躍，使書業成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則為書業發展提供了相對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