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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哪个知道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的快告诉我 
 1987年版);张圻福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辽宁出版社，1990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着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着，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着的《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忻平的《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朗的《中日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另外，中外学者在中日战争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着述中，对卢沟桥事变也有记述和研究。 
 
(一)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成为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一部分右翼学者为推脱发动侵略的罪责，在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制造迷团，甚至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批判态度的进步学者也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因此，众多中国学者引据大量史实对卢沟桥事变起因进行研究，澄清历史事实，驳斥日方谬论。主要论文有:曲家源的《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和《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庄明坤的《卢沟桥事变起因浅析》(《江海学刊》，1987年第5期);赵延庆的《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石桥、张益民的《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与中日战争的责任问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荣维木的《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吴玉林的《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策划者》(《北京党史》，1997年第4期);臧运祜的《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I期）等。学者们对日本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的所谓证据如「无计划论」、「非阴谋论」、「重点对苏论」、「第一枪问题」等作了全面批驳，认为卢沟桥事变不仅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侵略引而且这种预谋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用卑鄙手段制造的阴谋事件。 

 

(二)关于蒋介石、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态度研究 

 

随着档案史料的进一步开放，众多学者对蒋介石、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态度作了研究，近年来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主要论文有:袁旭、李兴红的《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吕梁、王树荫的《抗战史第二届学术讨论会概述》(《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期;肖 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徐山平等的《「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的宋哲元》(《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郑志廷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荣维木的《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放弃「以攻为守」的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王树芹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述评》(《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方敏的《「七七事变」后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罗汉平的《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蔡德金的《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1997年第3期);王建朗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等。台湾学者一致认为，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决心抗战，一面督促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抵抗敌人的进攻，一面向全国作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而国内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却过分强调蒋的对日妥协方针，未能予以客观评价。90年代以来，大多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蒋、宋在事变后的态度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蒋在事变后立即下了抗战的决心并具体组织领导了抗战，「不求战而应战」是他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有学者则认为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也有观点认为蒋在事夺后妥取了「谈判与备战」并重的方针。总的看来，学界对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态度及政策基本予以肯定。对宋哲元在事变后的态度一般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热衷「和平谈判」而疏于军事准备，幻想以局部妥协谋求苟安，一再错过有利战机，最终造成平津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