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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哪個知道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的快告訴我 
 1987年版);張圻福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遼寧出版社，1990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曹振威的《侵略與自衛——全面抗戰時的中日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王秀鑫、郭德宏主編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李新、陳鐵健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全民抗戰氣壯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檜林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著的《抗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忻平的《1937:深重的災難與歷史的轉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朗的《中日關係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等。另外，中外學者在中日戰爭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著述中，對盧溝橋事變也有記述和研究。 
 
(一)盧溝橋事變的起因成為研究的熱點 

 

近年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一部分右翼學者為推脫髮動侵略的罪責，在盧溝橋事變的起因問題上製造迷團，甚至對日本侵華戰爭持批判態度的進步學者也認為事變的發生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因此，眾多中國學者引據大量史實對盧溝橋事變起因進行研究，澄清歷史事實，駁斥日方謬論。主要論文有:曲家源的《論盧溝橋事變的起因》(《山西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和《再論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計劃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4期);莊明坤的《盧溝橋事變起因淺析》(《江海學刊》，1987年第5期);趙延慶的《評盧溝橋事變「偶發論」的幾個論據》(《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石橋、張益民的《盧溝橋事變的起因與中日戰爭的責任問題》(《山西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榮維木的《論盧溝橋事變的起因》(《北京黨史》，1995年第2期);吳玉林的《盧溝橋事變的經過和策劃者》(《北京黨史》，1997年第4期);臧運祜的《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I期）等。學者們對日本學者關於盧溝橋事變是偶發性事件的所謂證據如「無計劃論」、「非陰謀論」、「重點對蘇論」、「第一槍問題」等作了全面批駁，認為盧溝橋事變不僅是日本有計劃、有預謀、有目的的侵略引而且這種預謀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當年日本華北駐屯軍用卑鄙手段製造的陰謀事件。 

 

(二)關於蔣介石、宋哲元在盧溝橋事變後的態度研究 

 

隨著檔案史料的進一步開放，眾多學者對蔣介石、宋哲元在盧溝橋事變後的態度作了研究，近年來有多篇相關論文發表。主要論文有:袁旭、李興紅的《論抗戰初期的正面戰場》(《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呂梁、王樹蔭的《抗戰史第二屆學術討論會概述》(《教學與研究》，1990年第1期;肖 的《南京國民政府對盧溝橋事變的態度及對策》(載《盧溝橋事變與八年抗戰》，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徐山平等的《「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前的宋哲元》(《中州學刊》，1990年第5期);鄭志廷的《宋哲元與「七·七」抗戰》(《河北學刊》，1990年第5期);榮維木的《盧溝橋事變後宋哲元放棄「以攻為守」的原因》(《歷史教學》，1993年第2期);王樹芹的《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政府同日本談判述評》(《山東大學學報》，1991年增刊);方敏的《「七七事變」後宋哲元態度游移的原因》(《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羅漢平的《蔣介石、宋哲元對盧溝橋事變態度比較》(《山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蔡德金的《如何評價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的對日交涉》、《對盧溝橋事變幾個問題的思考》(《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1997年第3期);王建朗的《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戰和抉擇》(《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楊奎松的《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等。台灣學者一致認為，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後立即決心抗戰，一面督促宋哲元第二十九軍抵抗敵人的進攻，一面向全國作政治動員和軍事部署，而國內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卻過分強調蔣的對日妥協方針，未能予以客觀評價。90年代以來，大多研究者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蔣、宋在事變後的態度作了比較公正的評價。有學者認為蔣在事變後立即下了抗戰的決心並具體組織領導了抗戰，「不求戰而應戰」是他處理事變的基本方針，其抗日態度明顯較眾多國民黨高層領導人更為堅定;有學者則認為以應戰姿態而求免戰結果是蔣介石處理盧溝橋事件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也有觀點認為蔣在事奪後妥取了「談判與備戰」並重的方針。總的看來，學界對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後的態度及政策基本予以肯定。對宋哲元在事變後的態度一般持批評態度，認為其熱衷「和平談判」而疏於軍事準備，幻想以局部妥協謀求苟安，一再錯過有利戰機，最終造成平津失陷。